南宫28城市绿地是居民重要的自然游憩场所，具有提升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交往等显著的生态系统文化效益。然而，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新增绿地有限的趋势下，如何通过科学设计和管理充分发挥现有城市绿地的文化效益以提升居民幸福感，成为风景园林师和公园管理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广州市城市绿地为实证对象，深入揭示影响文化效益的因素和路径，阐明与高水平文化效益相关的特征，并提出促进绿地文化效益的潜在策略。研究成果将为城市绿地的循证设计提供科学依据，以实现绿地提质增效的管理目标。
在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国家正致力于提升大中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效益水平与人口及经济规模相匹配。城市绿地作为城市居民接触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途径，是未来中国城镇战略发展的重要生态空间载体。
作为与人类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相关的生态系统效益，生态系统的文化效益（Cultural Ecosystem Benefits，简称“文化效益”）是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土地利用决策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潜在驱动力之一，对于全面提升城市绿地对居民的文化效益水平的贡献至关重要。在面对城市自然逐渐退化和减少、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以及居民对游憩环境品质提升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的多重挑战，如何通过科学的设计和管理，以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文化效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成为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面临的重要挑战。
根据英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The UK 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 ,NEA）的定义，“文化效益”指“人们在环境空间开展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文化服务）所获得的非物质福祉提升，体现在认同建构（Identities）、身心体验（Experiences）和能力提升（Capabilities）3 个维度。”其中，认同建构指人们通过与自然的交互过程，开始逐渐认知自己以及周围世界（人或环境）的关系，例如，通过在社区绿地锻炼（文化服务）建立起对社区的归属感（文化效益）；身心体验指人们通过与生态系统的交互，在精神上或身体上感受到的惠义，例如在绿地散步（文化服务）而感到心情愉悦（文化效益）；能力提升指人们通过与生态系统的交互来促进个人在知识、技能甚至是生活水平及物质报酬方面的提升，例如在绿地参与自然教育活动（文化服务）而获取生物知识（文化效益）。
通过对广州市绿地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团队揭示了影响城市绿地文化效益的背后原因。研究发现，城市绿地环境并不会直接提升游憩者的文化效益，而是通过影响人们对绿地的感知品质和游憩频率，间接提升文化效益。场地的自然特征，如地形变化和土地覆盖类型，会通过影响游憩频率来影响文化效益。而感官特征，如噪音水平、可见水景和视线开放度，会通过影响人们对环境的“社交性”、“一致性”和“开放性”特征的感知，进而积极影响游憩者的文化效益水平。这些感官特征不仅通过主观感知作用，还会通过改变游憩频率来影响文化效益。例如，当人们觉得环境“一致性”特征强时，他们会更频繁地访问绿地并使用该场地，从而提升文化效益。此外，场地的基础设施，如活动空间大小和可达性，也会通过影响人们对空间“开放性”特征的感知，进而增加游憩频率，最终提升文化效益水平。此外，研究还发现南宫28，文化效益的影响机制对不同的人群各不相同。游憩频率对男性、低学历者和周边社区居民的文化效益水平影响较大，而环境感知特征对女性、高学历者和非周边社区居民的影响则更显著。
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研究结合监督学习和先验概率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能够带来高水平文化效益的具体景观特征，提出促进城市绿地文化效益的潜在可能策略：
研究发现，当绿地内部的土地覆盖类型为密林时会降低人们的文化效益水平，这是影响人们文化效益水平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结果看似与常识相悖，但可以从以往的绿地研究中找到解释。例如，英国谢菲尔德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在进入公园后，更倾向于选择树木覆盖率较低的区域。此外，Rachel Kaplan和 Stephen Kaplan 的景观偏好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喜欢类似大草原的景观，视野开阔且几乎没有过多树木。另一方面，公园内的密林因其茂密的植被，可能会藏匿不安全因素，引发人们的不安全感，不利于各类游憩和休闲活动的开展。因此，在绿地设计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新增的密林面积，减少可能给游憩者带来的不安全感，从而提升游憩者的文化效益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当人们在所处场地能够看到两种或更多类型的水景时，即使不直接接触，也会显著提升他们的文化效益水平。例如，同时看到湖面（静态水体）和瀑布喷泉（动态水体）时，人们的文化效益，特别是在认同构建方面的效益，会显著提高。先前的研究也表明，可见水景被是景观恢复潜力的重要预测因素。例如，当人们在环境中看到静止的水面时，会有平复心绪的效果。看到流动的水体时，人们的情绪会受到唤醒。因此，在绿地设计中，建议充分考虑视线关系，在视线可及的区域营造多样化的水景，有助于促进游憩者的压力缓解和心绪平稳。
研究结果表明，当绿地内设置儿童游憩设施时，不仅仅是儿童，所有年龄段的人们的文化效益水平均会显著提升。此外，其他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儿童游乐场的绿色空间进行活动。具备儿童游憩设施的绿地，一方面更容易吸引带孩子的家庭停留，为人们与自然环境深度互动提供了契机，从而可能提升文化效益。另一方面，家长在陪伴孩子游玩的过程中，常常会促进社交互动，有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进而提升游憩者的文化效益水平。因此，设计绿地时应充分考虑设置儿童游憩设施，以促进社会交往，提升各年龄段游憩者的文化效益体验。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绿地活动对游客的文化享受产生不同影响。例如，那些喜欢在公园内进行静态游憩活动，如打坐或聊天的人，更看重环境的“庇护感”，即感觉到安全与隐私的重要性。相反，喜欢进行动态游憩活动，如运动和游戏的人，则更注重绿地的“开放性”，希望场地宽阔、视野开阔。社交活动的参与者则更关心绿地的设施条件，如儿童游乐设施的充足性、休息和野餐桌椅的便利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交通便利性。此外，从事创作和表达活动的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较少。因此若是能够依照主导的活动类型，细分公园区域，提出不同的优化设计策略，有针对性的满足游憩者的主导需求，则有助于提升游憩者的文化效益水平。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提升城市绿地的文化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化效益不仅关乎个人的幸福感，还能通过增强人与人南宫28、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促进社会交往，提升社区凝聚力、构建和谐、健康的城市社会环境。研究通过对广州城市绿地的实证研究，提出控制绿地新增密林面积、营造多样化水景、适当增设儿童游憩设施，以及根据主导活动细分公园区域等策略，以提升城市绿地对游憩者的文化效益水平的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研究需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继续开展，以验证和优化这些策略，提升其普适性。从而探索更多能够提升文化效益的设计策略，为建设宜居、幸福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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